第2章 第2章 清涧起义

中国古代先哲认为：无论什么人，无论干什么事，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然而，大千世界，悠悠万事，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任何人做任何事，要想同时满足这三大要素，谈何容易！于是，先哲们又来上一句：天地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换一句话说，就是只要具备人和这一条件，无论是谁都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最终达成心目中的愿望。

        被后人当做神仙般人物顶礼膜拜的姜子牙出兵伐商就为此做了最好的诠释。

        经过数十年的精心准备，讨伐商纣王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得到周武王的命令以后，姜子牙准备正式出兵，挥师朝歌，实现推翻商纣王的统治、建立周王朝的目标。那个时候，人们都很迷信，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的衣食住行，无不喜欢占卜问卦。姜子牙饶是学富五车胸有乾坤，也不能免俗，在出兵之前，当着三军将士的面，同样搞了一次占卜。结果，占卜显示这一次出兵注定不能成功。

        姜子牙愤怒地把龟板往地上一扔，将它摔得粉碎，说道：“我此番奉武王命令，出兵讨伐无道的商纣王，三军人心和顺，岂有不成功的道理。小小一个龟板，怎么能够预测我大军的前程！”

        随即，姜子牙命令部队按照计划兵发朝歌，一举扫平了商纣王的天下，逼迫商纣王自杀身亡，终于在商纣王的尸骨上建立了流传八百八十余年的周王朝。

        以上这些话似乎与本节乃至本书要说的内容毫无关系。其实，是为了将中国先哲的思想运用到分析现实存在的事例上面来，以清涧起义为引子，浓缩整个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人从发动起义开始，到组建西北红军、创立革命根据地，再到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相继来到陕北苏区，和西北红军一道建立陕甘宁苏区的整个过程，展现一个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构成了本书的一条主线。

        清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发动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虽说是在唐澍、谢子长、李象九、白乐亭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发动起来的，但是，决定发动这场起义的是中共陕西省委，尤其是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的李子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说起李子洲，跟魏野畴一样，他也是在陕西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及陕西共产党组织早期活动分子之中的一个著名人物。

        李子洲，名登瀛，子洲是他的字。1892年12月出生，陕西绥德人。1912年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学习，受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员的影响和指导，初步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1915年5月，与魏野畴、刘天章等人一道团结校内外学生，在进步老师的带领下，参与了反日反袁的斗争。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入哲学系学习，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且担任北大学生会干事。1921年10月，参加了在李大钊领导下创建起来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3年初，由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从北京大学毕业，受陕西三原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邀请，进入该校担任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

        1924年春，魏野畴离开榆林中学后，李子洲接受杜斌丞聘请，到该校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接过了魏野畴的教鞭，继续指导刘志丹等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同年秋，他又担任了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利用职务之便，经常教育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宣传马列主义。

        从1924年秋到1926年冬，他在办学之余，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团组织，开展群众运动。与王懋林、王复生等人一块，跟李大钊取得联系，在绥德建立了由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党团支部，吸收刘志丹、白乐亭等人参加党、团组织。1925年，当杨虎城在耀县创办三民军官学校的时候，他动员了一批党、团员进入该校学习军事，不久，又选派刘志丹等人去黄埔军校学习。

        1927年1月，李子洲与魏野畴等人一道参加了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2月，共产党组织以国民党的名义，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李子洲担任副院长兼总务长，以“养成指导农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才”（1）（引自《中史人物传》第七卷，中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87页）为学院宗旨，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同年2月下旬，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民主选举耿炳光为区委书记，李子洲、魏野畴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3月中旬，他们主持召开了中共陕甘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了陕西《目前工作计划》，提出了“党的工作原则是工作集中”，口号是“党到农民中去”，（2）（引自《中史人物传》第七卷，中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88页）发动农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农动。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李子洲与魏野畴等人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通电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随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下令缉捕李子洲、魏野畴等陕西著名的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李子洲与耿炳光等人于7月上旬在中山学院主持召开党的紧急会议，决定保存党的力量，将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迅速转入地下。

        7月11日，中共陕甘区委改组为陕西省委，李子洲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为了直接得到党中央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委随即派遣李子洲秘密离开西安，前往武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经过千辛万苦，李子洲在8月初抵达武汉，与已经转入地下的党中央秘密接上了关系，在8月下旬向临时中央政治局汇报了陕西党组织的工作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得到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陕西目前的工作任务是“推翻冯（玉祥）的统治”，“在民众的基础上来形成反冯势力”；首先在主要县份组织暴动。（3）（引自《中史人物传》第七卷，中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90页）

        回到西安以后，李子洲于9月26日至27日，和省委书记耿炳光一块秘密召开了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对陕西工作的指示，纠正了陕西党组织内的右倾错误，制定了新的政策和策略，逐渐把党的主要力量放在准备和组织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方面来。

        于是，发动武装起义正式摆在陕西共产党人面前。

        要搞武装起义，要搞暴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发动什么人来搞这种暴力反抗统治集团之事。在中共陕西省委这次扩大会议上，这一点已经说得很明确了，那就是到农民群众当中去，以农民群众为基础，来实施武装起义。可是，仅仅依靠没有受过任何军事教育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一定会面临许许多多问题。如果不能动员军队参加起义，或者说手里并不掌握军队，那么，发动农民举行起义就只能是不得已的唯一的选项。然而，西北地区共产党人手里掌握了一些军队，为了确保起义能顺利进行，他们就不可能不借助这些军队来发起与推动这次起义。

        那个时候，共产党人手里掌握的军队有两支，一支是许权中领导的中山军事学校以及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的人马，共有一千多人；另一支是石谦旅的李象九营。

        早在李子洲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以及在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武装起义的政策以前，魏野畴就曾经在接到史可轩、许权中的报告以后，指示他们不要遵照冯玉祥的命令把部队开往河南，应该把部队带往陕北，向李象九营靠拢，以便日后跟李象九营共同发动起义。却史可轩遭到了国民党人的杀害，许权中率领余部在途中遭到了国民党军的拦截，根本不可能抵达陕北，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两支武装汇合陕北的意图就无法实现。紧接着，魏野畴遵照省委的指示，带着唐澍、白乐亭等人到陕北检查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工作，部署新阶段的工作任务，把唐澍、白乐亭留在了石谦旅，帮助李象九和谢子长为起义做好充分的准备。

        因而，这时候，能够参与和发动起义的队伍，就只有李象九营了。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第一枪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到了李象九营身上，清涧起义也就注定了成为西北共产党武装从产生到发展到壮大之整个过程中的发端。

        那么，李象九是什么人？李象九营是怎么在石谦旅发展起来的呢？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石谦说起了。

        石谦跟李象九是同乡，都是陕西白水人。此人出身贫寒，从小失去了父母，给财东放过羊，当过长工，长大以后，终于受不了财东的气，放火烧掉财东家的房子以后，上山当了土匪。陕西大大小小的军阀多如牛毛，总想扩充自己的实力，往往把目光盯在土匪身上，试图收编土匪队伍，为自己所用。石谦手里拥有武装，当然就会成为军阀争相收编的对象。他被陕北最大的军阀井岳秀收编以后，因为顶头上司团长试图强奸他妻子，他妻子不从，在搏斗中被团长枪杀，他气愤异常，一枪打死了团长，就跑到了陕北。陕北军阀井岳秀的确会拉拢人心，团长已经死了，他并没有追究石谦杀死团长的罪过，反而把石谦从连长提拔当了营长。

        这时候，因为跟李象九早就认识，石谦知道李象九跟谢子长拉起了一支民团武装，便跑去找李象九、谢子长，试图收编他们手下的民团武装，把自己的人马扩充为一个团。

        李象九、谢子长二人曾经在太原学兵营接受过军事训练，并且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认为石谦出身寒苦人家，为人比较正直，同情受苦人，觉得一旦接受石谦的收编，可以在其部队做工作，积极争取石谦，对以后陕北的革命大有裨益。因而，在报告给上级党组织、并且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以后，李象九、谢子长答应了石谦的要求。

        石谦收编了李象九、谢子长的民团武装以后，部队立马扩充为一个团。石谦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团长，李象九被委任为学兵连连长，谢子长担任十二连连长。

        为了掌握与控制这支部队，共产党组织从榆林中学、绥德师范学校陆续抽掉了大批教师、学生，充实到李象九、谢子长的连队，使得石谦团的兵员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紧接着，李象九、谢子长等人在石谦团中秘密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由李瑞阳担任书记，李象九、谢子长、史唯然等人任支部委员，发展了阎红彦、雷恩均等一批共产党员。（4）（引自《中史人物传》第三卷，中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231页）

        随后，李象九、谢子长率部跟随石谦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使得石谦的实力越来越大，终于扩充成一个旅。李象九因为跟石谦的同乡关系，被石谦任命为营长，谢子长仍然是十二连连长。

        中共绥德地委更加重视这支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先后派遣杜衡、冯景异、阎揆要等人与李象九、谢子长一块工作，在石谦旅开办了青年军事训练班。并在1927年春，将特别党支部改为直接受中共陕甘区委领导的军支，杜衡任书记，李象九、谢子长等任委员，在几个营、连都建立了支部，吸收一百多名官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李象九、谢子长以及党组织派遣过来的共产党人的苦心经营，共产党人终于掌握了李象九手下一个营的力量，同时，也因为李象九、谢子长对石谦的影响，使得石谦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好感。

        通过各种渠道，中共陕西省委随时都能了解到石谦旅发生的一切事情以及石谦本人的思想动态，虽说觉得石谦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却决不可能把起义的大事寄托在石谦身上，能够促使李象九营在适当的时机发动起义，是他们的底线。

        行军打仗也好，举行武装暴动也好，总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才能成事，莽撞不得，要不然，轻则会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重则会失败，甚至全军覆灭。虽说中共陕西省委做出了让李象九营举行起义的决定，却因为一时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借口和时机，并没有最终定下起义的具体日期，仍然在不断地派遣人员进入石谦旅，帮助李象九和谢子长积极做起义之前的准备工作。

        时机很快就要来临了。因为跟随蒋介石清共的冯玉祥，一心想要把在整个陕西地面活动的共产党人全部清除干净，不断地给身居陕西的那些已经投入到其麾下的各路人马打电话或者发电报，催促他们火速实施清党。

        石谦的顶头上司陕北军阀井岳秀就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和电报。作为独霸陕北一方的地方军阀，井岳秀能够在很长的时间屹立不倒，靠的不仅是他日渐增多的实力，也是因为他善于投机取巧，见风使舵，谁厉害就投靠谁。冯玉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跟着冯玉祥，井岳秀觉得以后的前程肯定错不了。可是，他也知道，李象九、谢子长这些人是石谦手下的得力干将，替石谦，也是替井岳秀自己打出了很大的声威，石谦是绝不会把这些共产党人清除掉的了。该怎么办呢？他就要在冯玉祥跟石谦之间做出选择了。心里的天平当然很快就倒向了冯玉祥。他决计给石谦写一封亲笔信，命令石谦展开清党行动；另一方面，也准备了在石谦不愿意执行命令以后的应变之策：就是连石谦也一块除掉。

        这一天，石谦接到了井岳秀的亲笔信，心里不由万分纠结：把李象九、谢子长以及随后进入自己队伍里的唐澍、白乐亭等共产党人全部驱赶走，不符合自己对待朋友的原则，却不执行井岳秀的命令，又未免对井岳秀不忠。毕竟，井岳秀不仅原谅了他杀掉团长的罪过，反而更加重用他，以至于他现在手握一个旅的兵权，无论怎么说，都是拜井岳秀所赐。

        思考了很久，他终于觉得只有去一趟榆林，亲自向井岳秀求情，让井岳秀继续允许李象九、谢子长、唐澍等人留在自己的队伍里。于是，他派遣传令兵通知李象九、谢子长火速到旅部来开会，告诉他们自己的打算。

        旅部设在宜川，谢子长连却驻扎在安定。谢子长一接到通知，就星夜启程，马不停蹄地来到旅部，见到了石谦、李象九、唐澍。顾不上寒暄，石谦就严肃地朝他们望一眼，把井岳秀的亲笔信拿出来，放在桌上，让他们三个人看一看。三人同时看去，上面写道：

        斋兄见字如面：

        顷接上峰旨意，为适应国民革命新发展之需要，亟待开展清党工作。据悉，你部谢子长、李象九等为首分子，进行赤化，甚为激烈，实为我军所不取。望兄以党国为重，设法清除此心腹之患，则国家幸矣！我军幸矣！切切此意，望速察之。

        井岳秀手字（5）（《谢子长将军传》  银笙著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旅长，你打算怎么做？”李象九、谢子长、唐澍显然在接到传令兵送来的通知时，就已经意识到石谦这一次找他们会说一些什么，看完信后，冷静地问。

        石谦说道：“我没有想到形势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军座对我有知遇之恩，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按理说，我应该毫无保留地听从他的命令。可是，你们又是我的朋友，帮助我扩充了部队，扩大了队伍的影响，我一样不会干出背弃朋友的事情。所以，趁着军座举办寿宴的机会，我准备去一趟榆林，借着向他祝寿的机会，劝说他收回成命，不要在我的队伍开展清党。”

        李象九、谢子长、唐澍大吃一惊。井岳秀已经做出了清党的决定，在这种时候，石谦如果不按照井岳秀的命令把他们这些共产党人全部从队伍里清除出去，就只能跟随他们一道发动起义，怎么可能有第三条出路？石谦一旦去榆林，岂不等于是送死？三人赶紧劝阻。

        然而，石谦一心以为自己得到井岳秀的器重，此去榆林，决不会有任何危险，任凭他们再三劝阻，也不改亲自向井岳秀当面求情的决心。

        李象九、谢子长、唐澍的心情都异常沉重。他们深知石谦一旦动身去榆林，肯定凶多吉少。三人秘密商议，决定一面抓紧时间发动部队，做好起义前的一切准备，一面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在得到了省委的具体指示以后，立即展开行动。

        回头简单地介绍谢子长以及他和李象九成立民团武装的曲折经过。

        谢子长，原名世元，又名德元，字子长，号浩如，化名秋阳。1897年1月出生，陕西安定县人。十四岁开始读书，十七岁转入县城小学。1919年考入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次年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担任学校学生会负责人。1922年春，中学还未毕业，他就怀着让穷人的孩子接受教育的理想回到家乡创办了小学。却由于军阀豪强鱼肉乡里，穷人家的孩子根本不能上学，他心里十分苦闷，决计投笔从戎，同年秋天只身远赴山西，考进阎锡山创办的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4年，谢子长离开学兵团，回到安定，办起了县民团，出任民团团总。随后，又奔赴京津，探求革命真理，经常接触陕西旅京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白超然、白志成等人，并且通过他们结识了中共北京地区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刘伯庄。在他们的影响下，谢子长认真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刊，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同年，经过白超然、白志成介绍和中共北京地委批准，谢子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底，经中共北方区委介绍，谢子长回到陕北与中共绥德特别支部负责人李子洲、王懋廷取得联系，根据党的指示，回到安定，继续办县民团。

        这时候，谢子长在太原学兵团认识的朋友李象九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陕西以后，利用跟石谦是同乡的关系，当上了安定县巡官。在李象九的帮助下，谢子长重办民团进展得很顺利。随后，就发生了石谦收编安定民团的事情。

        谢子长、李象九带领民团进入石谦部以后，很快就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不仅通过李子洲、王懋廷等人调进了一批党员到部队任班长、排长，而且发展了阎红彦等一批新党员。随着石谦团扩充成旅以后，特别支部改为直接受中共陕甘区委领导的军支。

        由于国共合作的影响，中共军支以及谢子长等人促使石谦全旅官兵在宜川集义镇附近进行政治军事大集训，把进步书刊散发给官兵，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使大部分官兵倾向革命。为尔后该部举行清涧起义做了思想上的第一次总动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挥舞屠刀，大肆杀戮共产党人，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紧接着，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遥相呼应，命令奉军冲进苏俄使馆及其废弃兵营，抓住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以及其他二十多个著名共产党人，并且全部绞死了他们。随即，冯玉祥追随蒋介石也背叛了革命，在陕西开展了清党活动。危急关头，中共陕西省委派遣魏野畴、唐澍、白乐亭等秘密到清涧巡视工作。魏野畴指示谢子长、李象九继续在石谦部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同时留下唐澍、白乐亭协助他们开展工作。

        就在谢子长、李象九、唐澍等人积极发动部队，准备应对不测的时候，从榆林传来了消息：石谦被人杀死了！井岳秀任命一向仇视共产党人的康子祥为代理旅长，掌管十一旅（原石谦旅）的一切军政大计。

        石谦的旧部立刻人心浮动，几乎所有官兵都对井岳秀的谋杀行为极为愤慨，要为石旅长报仇的呼声犹如一阵阵狂飙，在石谦旅不断地发酵、扩散。井岳秀生怕石旅生变，康子祥无法控制，赶紧授意驻扎在肤施（也就是延安）的师长高双城下达命令：李象九营开赴肤施，准备改编为骑兵团；谢子长连从安定开往宜川接防。（6）（引自《中史人物传》第三卷，中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235页）

        谢子长、李象九、唐澍、白乐亭等人一眼就识破了高双城的阴谋：他是妄图借整编、换防之名，把李象九营和谢子长连分开，以便分而歼之呢。

        敌人已经谋杀了石谦旅长，并且把屠刀架在了共产党人的脖子上，怎么办？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是唐澍、谢子长、李象九、白乐亭这些共产党人唯一的选择。不过，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得了的，也不是中共军支召开了党的会议，形成了决议，就决定得了的，最终的决定权还在中共陕西省委手里。饶是如此，他们还是要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形势，研究对策，把这些情况连同他们做出的决定一块汇报给省委，寻求省委的指示。

        中共陕西省委接到报告，担任省委军委书记的李子洲毫不含糊，立即做出指示：敌人妄图借整编、换防之名，消灭我李、谢部队，我李、谢部队决不能坐等敌人消灭，应立即举行起义。（7）（引自《中史人物传》第三卷，中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235、236页）

        接到中共陕西省委“立即举行起义”的指示以后，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乐亭等人立即投入行动，很快就做了两项重大决定：一是为了统一领导和指挥部队起义，成立了陕北军事委员会，由唐澍担任书记兼中共军支书记，谢子长、李象九、白乐亭等人担任委员；二是讨论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

        在成立陕北军事委员会以及确立军事委员会书记人选的时候，众人没有发生异议，可是，在讨论起义计划的时候，大家就产生了一些分歧。李象九等人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借运送石谦灵柩回白水路经肤施的机会，先派遣领款人员和护灵人员暗藏器械，埋伏城内，然后大军轻装袭取肤施，得手后，再以肤施为依据，联络陕北高志清旅，联合攻打榆林，消灭陕北军阀井岳秀。唐澍认为共产党人掌握的兵力有限，此举不易成功，坚决主张执行省委的指示，把分散在清涧、延川、延长、宜川等地的部队集中起来，形成一股力量与井岳秀对抗。

        最后，虽说唐澍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不过，李象九的主张并没有完全抛弃，会议似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态度，决定了这样一个计划：首先，由驻扎在清涧的四个连队发动起义，然后汇合驻扎在延川县的另一个连队南下宜川，与宜川的三个连队会师；同时，派遣代表联络驻扎在神木县的高志清旅，约定高旅在神木发动起义，然后与石旅一道共同夺取绥德、米脂，夹攻榆林，消灭井岳秀的反革命武装。

        计划一经确定，指挥部立即采取行动，派遣人员先行出发，通知驻扎在宜川县的三个连队，要他们做好内应，并且派出警戒部队，割断电话线，严密封锁起义的消息。

        指挥班子搭建起来了，起义计划也已经得到了众人的确认，接下来就是选择起义的时机，以及确立起义应该打出什么样的名义。石谦既然如此深得部众的敬重，就以“为石谦旅长报仇”、“打倒军阀井岳秀”的口号和借去宜川换防的名义举行起义。（8）（引自《中史人物传》第十五卷，中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204页）最好的时机，当然就是在石谦旅长的葬礼上宣布起义，以便激励队伍起义的热忱。

        却要起义，还有大量准备工作要做，为了争取时间，只有故意拖延石谦旅长遗体的发丧日期了。

        这期间，唐澍、李象九主持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和排以上干部会议，向党员和干部传达了省委对起义的指示以及部队党组织关于此次起义的计划及其各项规定，要求他们切实做好起义的准备，确保起义的胜利。

        10月12日，预定起义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利用给石谦发丧的机会，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公开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相继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罪行，介绍了南昌起义的情况，号召全体官兵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倒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在陕北的代理人——陕北军阀井岳秀，为石谦旅长报仇。这一下，果然激起了全体官兵为石旅长报仇的怒火。随即，他们正式宣布起义，并迅速给参加起义的官兵分发了弹药。

        即刻，整个清涧县城热闹起来了，每个参加起义的官兵臂上缠一红布袖条作为起义标记，四处张贴标语，分发传单，逮捕恶霸豪绅，收缴井岳秀、高双城私下贩卖的鸦片数万两和驮骡四十余匹，同时向大商人筹集资金，以解决起义的经费问题。

        翌日清晨，起义指挥部带领起义的四个连队以及二百驮辎重，开出了清涧城，按照计划南下，当天下午就抵达了延川县城，会合那儿的一个起义连队，吃过晚饭以后，继续向延川前进。由于起义军封锁了起义消息，延川守军丝毫不做提防，起义军一到延川，立刻发动了攻击，很快就歼灭了敌军两个连和一个营部，取得了起义以来第一次跟敌人作战的胜利。

        战斗一经打响，马上就惊动了敌人。驻宜川的敌代理旅长康子祥赶紧组织人马，率先向驻扎在该县城的准备参加起义的三个连发起了围攻，试图一举歼灭这三个连的人马，打破起义军的预定计划。

        这三个连的官兵被迫应战。由于党组织事先做过动员，全体官兵英勇反击，跟敌人激战了整整一个昼夜，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牢牢地把守住了阵地。

        10月15日，唐澍、谢子长、李象九率领起义部队赶到了宜川城下。

        康子祥率部攻打驻扎在宜川的三个连队起义军已经力有不逮，此时突然来了五个连队的起义军，哪里还敢攻城？他生怕遭到了起义军的前后夹击，赶紧率领部队仓皇逃跑了。

        于是，三支起义军在宜川城胜利会师，实现了起义之前制定的第一步目标。

        接下来，起义军领导人必须就如何达成下一步目标展开新的讨论。分歧再一次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唐澍、谢子长等人主张立即打起共产党人自己的旗帜，整顿干部队伍，清洗不可靠的旧军官，把整个起义军完全控制在共产党人的手里，然后率部主动攻击，相机消灭高双城部，扩大革命力量；李象九等人则认为目前打出红旗的条件还不成熟，暂时还应该延用旧番号，在对待旧军官的问题，也不主张清除，提出了逐步改造旧军官，以免引起大的波动的设想。（9）（引自《中史人物传》第三卷，中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237页）

        鉴于大家的意见相去甚远，而且又没有找到折中的方案，起义部队只好滞留宜川，唐澍离开部队，秘密去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请示汇报。

        10月下旬，唐澍到达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子洲汇报了起义情况以及起义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李子洲对起义部队中党的工作及军事行动方向等重大问题做了具体指示：要求起义部队联合与井岳秀矛盾最深的高志清部，从军事上打垮井岳秀，建立党在陕北的军事基础；并且与已经到达渭北的许权中旅取得联系，协商军事行动，相互策应，如果许旅不能在渭北立足，就转入陕北，跟李象九旅合编为陕西革命军；在人事安排上，指定唐澍担任参谋长，其他重要干部的任免，由旅党团讨论决定。中共陕西省委还要求唐澍去三原，与阎揆要、白志强等汇合，一块去宜川整顿起义部队，举办军事教导队培养军事干部。（10）（引自《中史人物传》第十五卷，中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206页）

        起义军这边，却在唐澍离开以后，由于起义部队大多是李象九的人马，李象九自作主张，重新打出了十一旅的旗号，自任旅长，委任唐澍为参谋长，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三个营，任命谢子长、李瑞成、韩子丰为各营营长。

        为了顾全大局，谢子长等人不得不承认了李象九的改编。

        如果起义军能够按照原定的计划，继续向绥德、米脂方向发动攻击，也许真的能够策动高志清部在神木发动起义，然后一块合击绥德、米脂，并进而攻击榆林，消灭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却起义军竟然在这时候一直按兵不动，也不对敌人有可能发动的反扑做积极的准备。

        敌人可没有闲着。敌驻肤施第二师师长高双城一面写信麻痹起义部队，一面调兵遣将，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调集了六个营的兵力，完成了对宜川的包围。

        原定在神木发动起义的高志清部眼看起义军快要遭到了敌人的围攻，再也没有后续的动作了。于是，在起义军行动迟缓之际，跟高志清部联合的计划顿成南柯一梦。

        其实，谢子长根本不相信高双城的鬼话，对高双城有可能发动的反扑抱有深深的警惕，并且在得知敌军正分头开赴宜川的消息时，向李象九提出了趁着敌军交通不便、难以同时到达的机会，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敌人的建议。却遭到了李象九的拒绝。等待敌人快要完成围攻部署的时候，谢子长又向李象九提出：如果一定要防守宜川，就应该在险要位置凤翅山、二郎山一线布设重兵，并且把凤翅山、二郎山一线的防守交给可靠的共产党人手里，才有可能坚持得更长久一些。然而，李象九对那些旧军官太信任了，竟然再一次拒绝了谢子长的建议，把凤翅山、二郎山一线的重要阵地交给了深得他信任的两个旧军官手里，根本不对他们有可能叛变做出任何防范措施。

        结果，李象九信任的这两个旧军官暗地里投靠了敌军，几乎没有经过战斗，就放弃了凤翅山、二郎山一线的阵地，把它们拱手交给了敌人。这样一来，起义军顿失制高点，全城的起义军全部处在敌人的火力打击范围里。

        李象九深知宜川已经不可坚守了，于是，决定撤出宜川城。却这时候，宜川已经陷入了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如果李象九能够分派一些人马在其他城门佯装继续坚守，或者做试探性的突围行动，掩护主力部队选择主要方向，集中火力突然对敌军发起攻击，并精心组织撤退，起义军受到的损失将会降到最低。然而，李象九在慌乱之中，竟然一没有想到要用一部分力量去牵制敌人，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二没有对起义军实施突围做必要的动员，就命令队伍在晚上以二营为突击队，首先击溃离城五里路的党家圪崂一个营的敌军，扫清向南川突围的道路，然后一块突出重围。

        当天晚上，起义队伍打开南城门，担任突击任务的二营迅速冲出城门，凶猛地向围城的敌人展开了反攻。敌人意识到起义军要突围了，立即用密集的火力对起义军进行了疯狂的扫射。这时候，紧随二营出城的辎重队的骡马乱了营，折身向后就是一阵狂奔乱跑，一下子就把跟在后面的三营给冲散了。三营以为二营被敌人打回来了，急匆匆退回城里，重新关上了城门。

        第一次突围行动失败，李象九垂头丧气，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谢子长了解到第一次突围失利的情况后，向李象九提出建议：敌人已经把起义军打回了城里，一定不会再做防备，自己率领一营为突击队，再一次从南门突围，一定能够为起义军突围出去打开一条通路。

        李象九方寸已乱，想不出更好的招数，为了突出敌人的包围，不得不同意谢子长的建议。

        于是，谢子长立即率领一营的官兵，打开城门，再一次向敌人发动了攻击，很快就打开了一道缺口。随即，李象九率领其他两个营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官兵紧随其后突围而出，退居到宜川以西地区。敌人夺取了宜川以后，对起义军进行跟踪追击。起义军被迫转移到韩城西庄镇。

        眼下，起义军蒙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只剩下不到四百人，随时都会有敌人的追兵前来围剿，起义军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避免被敌人消灭，无疑已经摆在李象九、谢子长等领导人面前。

        谢子长提出了北上袭击肤施的建议，其理由有三：一是肤施守敌高双城旅奉井岳秀之令前来宜川包围起义军，留在肤施的守敌必然不多，起义军占领肤施相对比较容易；二是起义官兵大多是安定、延川一带的人，北上攻打肤施，离家乡越来越近，可以重新鼓舞士气；三是一旦占领了肤施，仍然有可能促使原先约定的高志清、王保明旅起义。

        尽管谢子长给出的理由无疑是充分的，也符合起义军的现实情况，却遭到了李象九的再一次拒绝。因为跟石谦是同乡关系，他在十一旅能够当上营长，继而得到了如今的地位；现在，他一样要仗着自己跟王保明是同乡的关系，把人马拉去投靠王保明。

        谢子长难以让李象九改变决心。起义军不得不按照李象九的心愿，接受了王保明的改编，改称独立旅。李象九仍然担任旅长。

        就在这时候，唐澍、阎揆要、白志强等人在接到了起义军失败的消息以后，迅速赶到韩城，召开起义军领导人开会，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总结了清涧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决定对起义军进行整顿，以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与军事素质。随即，成立了以阎揆要为队长的教导队，负责培养基层干部，训练部队。

        12中旬，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人又在韩城改组了军委（唐澍任书记，谢子长、李象九、阎揆要、白乐亭、白志强等人任委员），准备发动第二次起义。

        经历了失败和逃亡的痛苦，李象九已经对革命丧失了信心，再也不愿意继续参加起义了，从此脱离了起义军，也脱离了共产党。

        余下的起义军领导人立即决定以谢子长所率一营的一百多名官兵为基础，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由唐澍担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以“打倒贪官污吏”、“打到土豪劣绅”、“劫富济贫”为口号，把部队拉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1）（引自《中史人物传》第三卷，中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238页）

        1928年元旦，他们正式打出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的旗号，再一次发动了起义，率领队伍离开韩城，一路向清涧、安定一带进发。

        三天以后，起义队伍就抵达了宜川城南的高家湾。

        按照预定计划，起义军本可以从这里绕过宜川，直接开往肤施，就不会蒙受新的损失，更不会酿成起义迅速失败的严重后果了。可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改变了这一切，使得起义部队不可避免地会因为这件事情蒙受了惨重损失以后，一再遭到敌人的阻拦，最终归于了失败。这件意外就是起义军领导人接到了一个侦察人员的报告，说是宜川县城只有一个连队的敌军把守。

        谢子长听到报告，也许是在这里遭受的失败让他深感痛心，有了报仇雪恨的机会，就决不会放过；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打下宜川以后，可以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补充起义队伍，扩大起义军的影响；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一时间食指大动，脑子里马上就冒出了攻打宜川的念头。

        唐澍虽说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深知部队行军不能偏离预定目标的道理，却最后还是被谢子长说服了，做出了攻打宜川县城的决定。

        于是，起义军连夜从高家湾出发，三个小时以后，就抵达了宜川县城附近，稍事休息，就向宜川县城发动了进攻。起义军领导人原以为一个冲锋，就可以拿下宜川，却激战了半天，起义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仍然无法攻进县城。直到这时候，起义军领导人才终于搞清楚了宜川城里的敌人不是一个连，而是一个营。显然，继续攻城，起义军不仅难以攻进城去，而且会蒙受更大的损失。谢子长不能不认识到这一点，为自己一时冲动，带给起义军惨重的损失感到痛心疾首。

        唐澍心里一样很不好受，当机立断，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于是，起义军边打边撤，一路向西北方向退去。起义军撤退途中，遭到了敌人的追击，又有一些官兵牺牲，甚至连起义军的连长史唯然和阎红彦也失散了。

        这些，还仅仅只是这一仗带给起义军蒙受惨重损失的开端，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敌人产生了警觉，不仅派出大量部队对起义部队实施围追堵截，而且，整个陕北地区的敌军都加强了戒备，密切地关注着这支起义军的动向。起义军的行动等于完全暴露在敌军的视线之中，随时都有失败的危险。

        果然，当这支部队撤退到延川与延长交界的交口时，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起义部队仓促应战，损失了一些人马以后，终于甩脱了敌人的攻击，继续向西北方向开进。

        这时候，起义部队因为接连不断地行军，接连不断地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被迫跟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战，无法补充弹药和粮草，也不能获得休息时间，早就精疲力竭，士气低落；甚至有一部分官兵逃跑了。如果起义军仍然得不到休整，就是不跟敌人打仗，也会被敌人拖垮。为此，唐澍、谢子长等人在行军途中商议，把部队开到瓦窑堡附近以后，就去洛河川的深山老林休整。

        不料，驻瓦窑堡之敌崇保清的骑兵团已经跟踪追了过来。部队无法进山休整，只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继续向西北方向行进。

        此后，起义军面临的形势越发恶劣。他们不断地遭到敌人的追击，不断地在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下导致减员。当队伍经过安塞、保安，到达甘肃合水县豹子川时，起义军仅仅剩下二十九人；更为严重的是，起义军早已弹尽粮绝，时刻面临强敌的围攻。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唐澍、谢子长等人不得不做出决定：部队暂时分散隐蔽，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至此，轰轰烈烈的清涧起义归于了失败。

        《中史人物传》第十五卷对清涧起义做出了如下评价：清涧起义是我党领导西北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是创建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前奏。它消弱了陕北军阀的力量，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得到了锻炼，为以后的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12）（引自《中史人物传》第十五卷，中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207、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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